時間：2011/0712（二）13:10
地點：信義威秀十三廳
出席：金兌鎰（導演）
紀錄：梁瑋珈
攝影：林佑儒、張孟婷
Q1：請導演跟大家說幾句話？
A1：很多人對這個歷史事件並不熟悉，這是韓國一個比較特殊的事件，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後，有沒有辦法感受並了解這部電影。我在去年完成本片，今年在韓國正式上映。原本拍攝的時候，很希望觀眾是大學生，或者是比較年輕的一代；結果上映之後，發現大多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觀眾，也比較關心這個議題，所以有點可惜…。可能這個社會好看又受歡迎的電影太多了，以至於像這類議題的紀錄片，想看的人相對就比較少吧？！這好像也是整個時代的潮流，但我想不論在台灣、韓國或東亞地區，每個地區都有他們自己的悲傷或傷痛，我想大家都不希望重覆那些悲傷和苦痛的歷史，但若不要再重覆這些傷痛的話，其實年輕人應該要站起來關心，並且不讓它再次發生。
Q2：我們知道導演是非常資深的紀錄片工作者，那對您而言，這麼具有爭議的題目，在拍攝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呢？
A2：光州民主運動在三十一年前發生，但目前它的真實性都尚未被公開過，所以藉由我一個人的力量，要將這個事件給拍攝出來，其實心裡壓力很大。我採取不要透過官方團體、官方人物或官方紀錄的方式，由我自己下去光州，自行去找那些光州不知名的小市民。我一個個去找、去問，其實大家對這個事件都還沒得到結論。如果我找官方的話，可能就會被施壓，或是被他們投以偏見。其實去採訪那些小市民也很困難，因為他們都是大家不曾注意到的一群，大家都只注意英雄級的人物，可是我剛開始找那些小人物們的時候，他們也不太願意公開採訪，所以必須經過一年多的時間，先跟他們從朋友開始做起，等慢慢了解、交流之後，對方才願意給我們採訪，這也滿辛苦的。
Q3：本片跟釜山影展亞洲電影基金合作，可以談一下這個基金，對於如此題材的電影有何幫助嗎？
A3：釜山影展對這部作品非常重要，以韓國目前的政治情況來說，要拍這種主題真的非常困難，所以一開始我決定要拍這個議題時，就先跟丈母娘借了兩千萬韓圜（約台幣五十萬）的製作費，接著開始著手拍攝。其實這些錢並不多，所以就開始尋找有沒有可以贊助我製作費的單位，於是就找到了釜山影展，而他們對我這個主題也很支持，給我很大的幫助。然而釜山影展雖然會支援經費，但條件是拍完以後一定要上映，這個條件對我反而更加責任重大，也變得更認真去拍。直到釜山影展首映時，我還邀請接受訪問的這些民眾去觀賞，而他們也非常高興。我覺得政府要多多支持紀錄片，若沒有他們的支持，真的無法拍攝完成，所以我覺得這種基金制度是非常必要的。
Q4：片中可明顯看出這個事件男女角色扮演的差異，尤其在餐廳那段，妻子其實很支持丈夫去做這個運動，我們同時也看到抗爭現場都是男性，幾乎沒有女性。從外國人的觀點來看，對韓國的刻板印象就是比較父系強勢，所以在本片的結構安排上面，是不是某種程度也意味人跟社會的衝突，其實導因於這種父權的衝突和雄性的暴力？
A4：基本上到目前為止，大家討論到光州事件的第一個意象就是槍，或是抵抗，或是市民軍這些比較男性化的象徵。所以在拍攝時，我的意象設定是「米飯」，於是就特別找了一些女性們的故事，這是以前比較沒被挖掘出來的故事。我找了在市場做飯給市民軍的婦人，還有當時供飯女性們的採訪。基本上，我拍攝的基調是以「女性」角色為主，她們也是很少會被別人談到的。觀眾會覺得有點父權體制，可能是因為後面拆除道政府的那一段，但我自己的拍攝重點，還是擺在「女性」於這整個事件裡頭的角色。
Q5：光州事件對韓國民主化有什麼實質上的影響？片中提到李明博總統上台後，這事件就更不被重視的原因是什麼？
A5：過去的歷史隨著時代不同，歷史評價也會跟著改變，所以現在是由什麼樣的人、在哪一個位置、誰來紀錄這個東西、怎樣去記錄，可能歷史都會有不同評價。在現今這個時代，無論台灣、韓國或全世界其他地區，他們的價值基準點應該都是「錢」。大家重視錢，就比較會忽略掉歷史價值。我認為光州事件是韓國民主化的基礎，可是連光州這個地區的人民，對此也都有一些不同評價，或許這是全世界的一種時代潮流吧。
Q6：導演剛才說不拍英雄級的人物，那對於這事件當中的英雄級人物又是指哪些人？
A6：英雄人物是指當時的大學生，他們是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一群人。我很想拍那群英雄，他們是「拾荒者」，這些拾荒的人在我們那邊，都會被認定是比較會觸法、犯罪的人，但據說他們在光州事件的這十天之中，是最認真去參與民主化運動的人。我花了兩年時間到處去找這些拾荒者，但在首爾、光州都沒有找到。我覺得拍攝這部作品，最遺憾的就是沒找到這些人來做採訪。
Q7：早期光州有這樣一種生命共同體，那現在在光州，這個事件的歷史與精神有沒有被繼續保持下來？
A7：「生命共同體」講得很好，因為確實是這樣。其實1980年時，光州的人口數是七十五萬人，光州的周邊都是農村，所以有研究學者解釋說，光州這個地區有「農村共同體」的個性。所以當光州事件的軍隊來射殺百姓時，也因為他們是農村社會型式，所以當他們看到有人被射殺，彷彿就是看到自己的親人遇害，於是大家都會群起抵抗，他們認為我們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。我覺得光州事件對我的意義，是在這短短十天當中，雖然外界會認為他們是暴民；但在這十天當中，光州內部完全沒有犯罪，也沒有其他衝突，有社會學者把那十天的光州稱為「絕對共同體」，那是大家想追求的一個至高價值的共同體形式。我也在想為什麼三十一年前的那十天，韓國可以出現這麼有絕對價值的生命共同體，但現在卻不行呢？現在的光州，其實大家都注重到經濟和社會繁榮等等，所以他們現在的價值觀可能也都跟其他城市差不多了。也因為這樣，變成當時參加過光州事件的人們，都慢慢會被光州給孤立，沒辦法融合於現代生活當中，所以精神也會有一些創傷。我希望韓國社會要包容這些人，若可以設立一個治療他們精神創傷的醫療機構會更好，這是我的一個小小願望，希望可以幫助他們並治療創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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