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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:2011/0712(二)13:10 

地點:信義威秀十三廳 

出席:金兌鎰(導演) 

紀錄:梁瑋珈 

攝影:林佑儒張孟婷

 

Q1:請導演跟大家說幾句話? 

A1:很多人對這個歷史事件並不熟悉,這是韓國一個比較特殊的事件,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後,有沒有辦法感受並了解這部電影。我在去年完成本片,今年在韓國正式上映。原本拍攝的時候,很希望觀眾是大學生,或者是比較年輕的一代;結果上映之後,發現大多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觀眾,也比較關心這個議題,所以有點可惜…。可能這個社會好看又受歡迎的電影太多了,以至於像這類議題的紀錄片,想看的人相對就比較少吧?!這好像也是整個時代的潮流,但我想不論在台灣、韓國或東亞地區,每個地區都有他們自己的悲傷或傷痛,我想大家都不希望重覆那些悲傷和苦痛的歷史,但若不要再重覆這些傷痛的話,其實年輕人應該要站起來關心,並且不讓它再次發生。

 

Q2:我們知道導演是非常資深的紀錄片工作者,那對您而言,這麼具有爭議的題目,在拍攝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呢? 

A2:光州民主運動在三十一年前發生,但目前它的真實性都尚未被公開過,所以藉由我一個人的力量,要將這個事件給拍攝出來,其實心裡壓力很大。我採取不要透過官方團體、官方人物或官方紀錄的方式,由我自己下去光州,自行去找那些光州不知名的小市民。我一個個去找、去問,其實大家對這個事件都還沒得到結論。如果我找官方的話,可能就會被施壓,或是被他們投以偏見。其實去採訪那些小市民也很困難,因為他們都是大家不曾注意到的一群,大家都只注意英雄級的人物,可是我剛開始找那些小人物們的時候,他們也不太願意公開採訪,所以必須經過一年多的時間,先跟他們從朋友開始做起,等慢慢了解、交流之後,對方才願意給我們採訪,這也滿辛苦的。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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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:本片跟釜山影展亞洲電影基金合作,可以談一下這個基金,對於如此題材的電影有何幫助嗎?
A3:釜山影展對這部作品非常重要,以韓國目前的政治情況來說,要拍這種主題真的非常困難,所以一開始我決定要拍這個議題時,就先跟丈母娘借了兩千萬韓圜(約台幣五十萬)的製作費,接著開始著手拍攝。其實這些錢並不多,所以就開始尋找有沒有可以贊助我製作費的單位,於是就找到了釜山影展,而他們對我這個主題也很支持,給我很大的幫助。然而釜山影展雖然會支援經費,但條件是拍完以後一定要上映,這個條件對我反而更加責任重大,也變得更認真去拍。直到釜山影展首映時,我還邀請接受訪問的這些民眾去觀賞,而他們也非常高興。我覺得政府要多多支持紀錄片,若沒有他們的支持,真的無法拍攝完成,所以我覺得這種基金制度是非常必要的。

 

Q4:片中可明顯看出這個事件男女角色扮演的差異,尤其在餐廳那段,妻子其實很支持丈夫去做這個運動,我們同時也看到抗爭現場都是男性,幾乎沒有女性。從外國人的觀點來看,對韓國的刻板印象就是比較父系強勢,所以在本片的結構安排上面,是不是某種程度也意味人跟社會的衝突,其實導因於這種父權的衝突和雄性的暴力?

A4:基本上到目前為止,大家討論到光州事件的第一個意象就是槍,或是抵抗,或是市民軍這些比較男性化的象徵。所以在拍攝時,我的意象設定是「米飯」,於是就特別找了一些女性們的故事,這是以前比較沒被挖掘出來的故事。我找了在市場做飯給市民軍的婦人,還有當時供飯女性們的採訪。基本上,我拍攝的基調是以「女性」角色為主,她們也是很少會被別人談到的。觀眾會覺得有點父權體制,可能是因為後面拆除道政府的那一段,但我自己的拍攝重點,還是擺在「女性」於這整個事件裡頭的角色。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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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光州事件對韓國民主化有什麼實質上的影響?片中提到李明博總統上台後,這事件就更不被重視的原因是什麼?

A5:過去的歷史隨著時代不同,歷史評價也會跟著改變,所以現在是由什麼樣的人、在哪一個位置、誰來紀錄這個東西、怎樣去記錄,可能歷史都會有不同評價。在現今這個時代,無論台灣、韓國或全世界其他地區,他們的價值基準點應該都是「錢」。大家重視錢,就比較會忽略掉歷史價值。我認為光州事件是韓國民主化的基礎,可是連光州這個地區的人民,對此也都有一些不同評價,或許這是全世界的一種時代潮流吧。

 

Q6:導演剛才說不拍英雄級的人物,那對於這事件當中的英雄級人物又是指哪些人?

A6:英雄人物是指當時的大學生,他們是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一群人。我很想拍那群英雄,他們是「拾荒者」,這些拾荒的人在我們那邊,都會被認定是比較會觸法、犯罪的人,但據說他們在光州事件的這十天之中,是最認真去參與民主化運動的人。我花了兩年時間到處去找這些拾荒者,但在首爾、光州都沒有找到。我覺得拍攝這部作品,最遺憾的就是沒找到這些人來做採訪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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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:早期光州有這樣一種生命共同體,那現在在光州,這個事件的歷史與精神有沒有被繼續保持下來?

A7:「生命共同體」講得很好,因為確實是這樣。其實1980年時,光州的人口數是七十五萬人,光州的周邊都是農村,所以有研究學者解釋說,光州這個地區有「農村共同體」的個性。所以當光州事件的軍隊來射殺百姓時,也因為他們是農村社會型式,所以當他們看到有人被射殺,彷彿就是看到自己的親人遇害,於是大家都會群起抵抗,他們認為我們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。我覺得光州事件對我的意義,是在這短短十天當中,雖然外界會認為他們是暴民;但在這十天當中,光州內部完全沒有犯罪,也沒有其他衝突,有社會學者把那十天的光州稱為「絕對共同體」,那是大家想追求的一個至高價值的共同體形式。我也在想為什麼三十一年前的那十天,韓國可以出現這麼有絕對價值的生命共同體,但現在卻不行呢?現在的光州,其實大家都注重到經濟和社會繁榮等等,所以他們現在的價值觀可能也都跟其他城市差不多了。也因為這樣,變成當時參加過光州事件的人們,都慢慢會被光州給孤立,沒辦法融合於現代生活當中,所以精神也會有一些創傷。我希望韓國社會要包容這些人,若可以設立一個治療他們精神創傷的醫療機構會更好,這是我的一個小小願望,希望可以幫助他們並治療創傷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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