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∕駱以軍(《西夏旅館》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首獎得主)
最近看了一部有意思的片子,鄧勇星導演的《到阜陽六百里》。電影開始時,女主角出場是個穿著清麗時髦揹著名牌包的都會小姐,卻與作為環境的城市邊緣聚落之髒陋弄堂、破爛租屋處形成視覺反差,後來我們知道她是在東莞作生意被人倒了,毛蔫羽鎩來上海找出路。這裡導演顯露功力地處理城市異鄉人,流動的人與人關係的即興建構、服裝的變化、語言的換檔,全造成這些寄生大上海城的蜉蜉們身分的變色龍效應,女孩像這十幾年中國大路離鄉到沿海城打拼的女性形象(譬如幾年前看陳果的《榴槤飄飄》),忙碌,韌性:她把工廠倒閉的牛仔褲自己帶到上海找店頭攤販批;在酒店當清潔婦(在那些穿著暴露鶯燕們不同包廂間轉檯的走道,穿著阿巴桑制服打掃);在有錢人家幫傭。有一幕是她身在一大群等綠燈過馬路白領男女之中,燈號變時她卻疲憊地靠在燈桿睡著了,這真是充滿詩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