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間：2011/07/01（五）12:30
地點：信義威秀十三廳
出席：楊力州（導演）
紀錄：傅遠辰
攝影：彭曉茵
Q1：請導演先跟觀眾說幾句話。
A1：拍攝這部影片，其實起源於我跟林義傑去北極時所產生的念頭：「我是不是該開始紀錄我認為重要的事情？」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老人，希望可以拍他們的故事。台灣老人失智症的比例，六十五歲以上，每十八位就有一位；而八十歲以上，更是每四位就有一位失智症患者。我想將影片定調成一部分關於疾病、一部分關於記憶。或許他們的記憶漸漸遺失，不過我們用影像將它紀錄下來。我很怕大家把這部影片視作關於疾病的紀錄片，但令我沮喪的是，電影放映時，大多還是中老年人來觀賞，我真的很希望年輕觀眾也能來看這部作品。這不是一部關於疾病的紀錄片，而是一個表達「愛」的平台，拍片途中也讓我意識到自己的父母真的老了。等拍完這部電影之後，更深深體會到家人的重要。
Q2：我外公在我大二那年也得了失智症，我那時候很不想回家去面對這個問題，所以想請問導演，您如何跟被拍攝者的家屬作協調？
A2：我不知道各位在觀賞途中，有沒有發現家屬害怕的問題，其實並非親人辭世，而是他們轉過頭來問你：「你是誰？」 這樣的一句話，似乎代表幾十年所建立的關係都一切歸零。我在第一年的時候還抓不到拍攝方向，因為一直著眼於「回憶」與「遺忘」；等拍到第二年時，才想到另一個叫作「記得」的要素，去拍那些患者所能記得的內容。到了後製時，我才想到故事的關鍵就是所謂的「忘不掉」。就像許景珍忘不掉眷村的一切，尹伯伯忘不掉共產黨的回憶，因此我們著眼於此去作紀錄。
Q3：如何自然地讓老人跟他們的家人在鏡頭前呈現？而以導演拍紀錄片那麼多年的經驗來說，如果有年輕人投入這塊領域，你會給他們怎樣的建議？
A3：拍紀錄片是條傷痕累累的道路，但如果加入了就要堅持到底。其實拍攝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家屬，因為爺爺奶奶能否被拍攝，還是要透過他們的家屬，而且必須經過全體家屬的認可，所以我大概花了二個月時間來說服家屬，但依舊有幾位家屬不同意，所以我們拍攝時要非常小心，就連他們不小心入鏡都是不被允許的。至於我們跟被拍拍攝者的關係，我想是自然形成的，因為我們在那邊待了二年多，也因此培養出許多感情。或許也因為有人說我長得「很沒有特色」（全場歡笑），說我既不是金城武，也沒有什麼存在感，所以感覺比較好親近。
Q4：《青春啦啦隊》與《被遺忘的時光》，兩片的拍攝時間好像有交錯？請問導演同時拍二部差別那麼大的作品，當時的心情如何？
A4：拍了半年《被遺忘的時光》，就知道這部片會是商業放映。不過我擔心大家會誤解老人，因為只有大約百分之十七的老年人會這樣，所以我想拍另一部關於青春老人的影片。初次見到他們真的很震撼，而且那群阿嬤還會穿迷你短裙，無論是表演者表演，或是觀眾欣賞她們的表演，兩邊都需要很大的勇氣（笑）。當時是三天在台北拍《被遺忘的時光》，三天在高雄拍《青春啦啦隊》，每週留一天做心情轉換，就這樣持續大約一年。《被遺忘的時光》首映的時候，由於不太可能請片中人物到現場，所以最後竟是請來《青春啦啦隊》的人物來表演。我一方面很高興，另一方面也很憤怒，為什麼老人們都能彼此互相幫助，而卻沒有年輕人的參與呢！
A5：剛拍攝的時候，是不是比較沒有明確的主題性？
A5：我在拍攝時會設定大綱，但意義其實不大，只是純粹要有概念，影片才會比較好走下去。例如《被遺忘的時光》的主旨，就是一群被困在時間洪流裡的老人。拍紀錄片就像手拉坏，內容可以變大或變小，不能被困在自己的想法框架裡頭，但也不能偏離最主要的意旨。就像我拍攝第一部紀錄片《奇蹟的夏天》， 起初的大綱很芭樂，不過隨著他們輸掉比賽，我才意識到：「他們輸了，他們該怎麼辦？」也因此讓我想到台灣體育方面的教育問題。（編按：因為制度關係，台灣主修體育的學生，必須要在體育方面有好成績，未來升學才有一定保障。)
Q6：片中部分畫面使用動畫的原因？
A6：我認為有些真實的感受是抽象的，而動畫就能表達這些意象，進而建立角色。而在《兩地》裡面的動畫，則是因為我想用最快的方式，去告訴觀眾這是一部怎麼樣的小說。我拍紀錄片，希望觀眾族群會是年輕的國高中大學生，然後透過我的片子來跟年輕人溝通，而動畫就是一個很好跟年輕人溝通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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