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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:2011/07/01(五)12:30

地點:信義威秀十三廳 

出席:楊力州(導演) 

紀錄:傅遠辰 

攝影:彭曉茵 

 

Q1:請導演先跟觀眾說幾句話。 

A1:拍攝這部影片,其實起源於我跟林義傑去北極時所產生的念頭:「我是不是該開始紀錄我認為重要的事情?」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老人,希望可以拍他們的故事。台灣老人失智症的比例,六十五歲以上,每十八位就有一位;而八十歲以上,更是每四位就有一位失智症患者。我想將影片定調成一部分關於疾病、一部分關於記憶。或許他們的記憶漸漸遺失,不過我們用影像將它紀錄下來。我很怕大家把這部影片視作關於疾病的紀錄片,但令我沮喪的是,電影放映時,大多還是中老年人來觀賞,我真的很希望年輕觀眾也能來看這部作品。這不是一部關於疾病的紀錄片,而是一個表達「愛」的平台,拍片途中也讓我意識到自己的父母真的老了。等拍完這部電影之後,更深深體會到家人的重要。 

 

Q2:我外公在我大二那年也得了失智症,我那時候很不想回家去面對這個問題,所以想請問導演,您如何跟被拍攝者的家屬作協調?

A2:我不知道各位在觀賞途中,有沒有發現家屬害怕的問題,其實並非親人辭世,而是他們轉過頭來問你:「你是誰?」 這樣的一句話,似乎代表幾十年所建立的關係都一切歸零。我在第一年的時候還抓不到拍攝方向,因為一直著眼於「回憶」與「遺忘」;等拍到第二年時,才想到另一個叫作「記得」的要素,去拍那些患者所能記得的內容。到了後製時,我才想到故事的關鍵就是所謂的「忘不掉」。就像許景珍忘不掉眷村的一切,尹伯伯忘不掉共產黨的回憶,因此我們著眼於此去作紀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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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:如何自然地讓老人跟他們的家人在鏡頭前呈現?而以導演拍紀錄片那麼多年的經驗來說,如果有年輕人投入這塊領域,你會給他們怎樣的建議? 

A3:拍紀錄片是條傷痕累累的道路,但如果加入了就要堅持到底。其實拍攝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家屬,因為爺爺奶奶能否被拍攝,還是要透過他們的家屬,而且必須經過全體家屬的認可,所以我大概花了二個月時間來說服家屬,但依舊有幾位家屬不同意,所以我們拍攝時要非常小心,就連他們不小心入鏡都是不被允許的。至於我們跟被拍拍攝者的關係,我想是自然形成的,因為我們在那邊待了二年多,也因此培養出許多感情。或許也因為有人說我長得「很沒有特色」全場歡笑,說我既不是金城武,也沒有什麼存在感,所以感覺比較好親近。

 

Q4:《青春啦啦隊》與《被遺忘的時光》,兩片的拍攝時間好像有交錯?請問導演同時拍二部差別那麼大的作品,當時的心情如何? 

A4:拍了半年《被遺忘的時光》,就知道這部片會是商業放映。不過我擔心大家會誤解老人,因為只有大約百分之十七的老年人會這樣,所以我想拍另一部關於青春老人的影片。初次見到他們真的很震撼,而且那群阿嬤還會穿迷你短裙,無論是表演者表演,或是觀眾欣賞她們的表演,兩邊都需要很大的勇氣(笑)。當時是三天在台北拍《被遺忘的時光》,三天在高雄拍《青春啦啦隊》,每週留一天做心情轉換,就這樣持續大約一年。《被遺忘的時光》首映的時候,由於不太可能請片中人物到現場,所以最後竟是請來《青春啦啦隊》的人物來表演。我一方面很高興,另一方面也很憤怒,為什麼老人們都能彼此互相幫助,而卻沒有年輕人的參與呢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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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5:剛拍攝的時候,是不是比較沒有明確的主題性? 

A5:我在拍攝時會設定大綱,但意義其實不大,只是純粹要有概念,影片才會比較好走下去。例如《被遺忘的時光》的主旨,就是一群被困在時間洪流裡的老人。拍紀錄片就像手拉坏,內容可以變大或變小,不能被困在自己的想法框架裡頭,但也不能偏離最主要的意旨。就像我拍攝第一部紀錄片《奇蹟的夏天》, 起初的大綱很芭樂,不過隨著他們輸掉比賽,我才意識到:「他們輸了,他們該怎麼辦?」也因此讓我想到台灣體育方面的教育問題。(編按:因為制度關係,台灣主修體育的學生,必須要在體育方面有好成績,未來升學才有一定保障。)

 

Q6:片中部分畫面使用動畫的原因? 

A6:我認為有些真實的感受是抽象的,而動畫就能表達這些意象,進而建立角色。而在《兩地》裡面的動畫,則是因為我想用最快的方式,去告訴觀眾這是一部怎麼樣的小說。我拍紀錄片,希望觀眾族群會是年輕的國高中大學生,然後透過我的片子來跟年輕人溝通,而動畫就是一個很好跟年輕人溝通的方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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